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历史依据和现实需要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6月1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这项重要活动进行部署。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这项活动已在全国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并取得显著的阶段性成果。作为一个党史工作者，深刻认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历史依据和现实需要，非常必要。

　　一、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历史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他最近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非常需要重温党的伟大历史，从历史这部最好的教科书中吸取最好的营养剂。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前的漫长岁月里，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环境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作者的基本原理系统地运用到党的全部活动中，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建立起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之一，是党的富有特色的创造和最大的政治优势。党正是依靠这条路线，使自己的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终于战胜了长期压在人民头上的国内外敌人，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

　　1、必须牢固树立的几个群众观点

　　关于“群众路线”这一概念的来源，有材料说：我们党较早提出群众路线的领导人是李立三，他在1928年11月同江浙地区党的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为民.务实.清廉—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第31页。)实际上在这里，“争取群众路线”应是“争取群众的路线”，“争取群众”是作为“路线”的定语出现的，“群众路线”四字虽连在一起，但并未构成一个词组，因而不能认为是群众路线这一概念的最早来源。具现在可以看到的材料，“群众路线”的概念最早见之于1929年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在以后长期的艰苦环境中，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瞿秋白、张闻天等，对此都有重要论述。论及的方面，也从军民关系推广到各项工作，认识到从红色区域的建设到白区秘密工作，从工会工作到农村工作，从经济工作到肃反工作等，都必须贯彻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已经逐渐被看作是党在革命活动中经常和普遍实行的方式和方法。抗日时期，党对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作了系统总结，对群众路线从理论上作了高度概括和提炼。以1943年6月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为标志，党的群众路线已经具备成熟的理论形态。1945年党的七大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明确载入党纲和党章，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群众路线做了系统阐述，指出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当时着重阐述了党员必须牢固树立的几个群众观点。

　　第一，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党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凡是为了个人利益和小集团的利益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因此，党应该对自己的党员和一切工作人员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为人民服务。

　　第二，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要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对人民负责，就要在客观上使人民因为我们的服务而得到益处，获得解放，就要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免得害了人民，引起人民的损失。必须了解向人民负责与向自己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党再无自己特殊的利益。每个党员对人民负责，即是对党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即是对党不负责。每一个党员都有责任、也有权利去帮助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纠正任何缺点与错误，因为任何缺点与错误，都是对人民不利的，也是对党不利的。我们党员所表现出来的忠诚的自我批评精神，对自己及对自己领导机关的错误采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都是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第三，相信群众自己能够解放自己的观点。马克思说过，劳动者是自己解放自己。这就是说，人民群众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获得，才能保持与巩固；而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所能恩赐、所能给予的，也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众去争取的。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事业中应该是也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引导者，而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去包打天下。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迫切需要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这是人民群众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但是人民群众并不需要别人代替自己包打天下，因为这种代替是不能完成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的。

　　第四，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共产党人要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启发群众的觉悟，指导群众的行动，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除了完全忠实于人民的解放事业，具有充分的热情和牺牲精神外，还必须有足够的知识与丰富的经验，具有远见卓识的本领。为此，必须学习，其中最重要的是向人民群众学习。毛泽东强调，必须首先向群众学习，然后教育群众，先做群众的学生，然后做群众的先生。只有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把群众的知识和经验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更高的知识，才能够具体地去启发群众的自觉，指导群众的行动。如果不向群众学习而自作聪明地从脑子里想出一套东西，或生硬地从历史经验与外国经验中搬用一套东西，来启发群众与指导群众，那是一定无用的。为了能够继续不断地向群众学习，我们一刻也不愿脱离群众。刘少奇指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能够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

　　2、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实践观点运用到党的领导工作中，为党确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第一次对这种方法做了科学阐述：“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一年后，他进一步指出：“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意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毛泽东认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因为人类总是先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然后才有可能进行概括，进一步认识一般事物，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人们一旦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认识为指导，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研究或者尚未深入研究的各种事物，找出特殊的本质以补充、丰富和发展对一般事物的认识。这表明，群众路线之所以重要，党之所以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一方面由于党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另一方面也由于群众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

　　3、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坚持群众路线的伟大实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在长期内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敌强我弱。革命军队和根据地经常处在敌人的包围和进攻之中。然而处于劣势的革命军队却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打破敌人的进攻，逐渐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并最终打败强大的敌人，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贯彻了群众路线，使革命战争获得千百万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当国民党军队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时，蒋介石在庐山军事会议上决定在红色区域周围建筑碉堡，作为第五次“围剿”的新的军事策略，至1934年底，国民党军已在江西构筑碉堡2900座。对此，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指出：“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江西苏区1933年红五月时，一次即动员6.3万人参加红军；长岗乡共有青壮年男子407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320人；上才溪共有青壮年男子554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有485人。人民群众把共产党和红军当作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和无上光荣的旗帜，把支援革命战争当作自己神圣的职责，把参加红军、保卫根据地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造成了使红军足以克服一切困难的基本条件，造成了国民党军队无法逾越的障碍。

　　历史经验表明，少数敌人之所以能够压迫多数群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敌人的有组织和群众的无组织，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群众，正好便利于敌人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可以说反动派什么都不怕，就怕群众组织起来；共产党什么都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共产党既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又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是党的两大任务。毛泽东在抗日时期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利益，就是要给人民以东西。”在解放区遭受敌人的严密封锁、财政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党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帮助人民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良群众生活。为此，共产党人不怕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研究解决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并取得显著成效，为团结人民、支援战争、争取胜利奠定了基础。正因为我们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卓有成效地开展了组织宣传和发动工作，才使得敌寇的所谓“归服民心”策略无所逞其伎。正如刘少奇所说：“日本特务机关整天窥视着我们，时时想找我们脱离群众的弱点，来勒死我们。”然而，无论他们怎样费尽心机，也找不到我们的这种弱点。连日本华北派遣军军事最高顾问汤洋三千男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在民众组织民间工作上，发扬了使人敬佩的手段”。

　　抗战胜利后，当国民党集团在美国支持下，把一场空前规模的内战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时，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人民开展自卫战争，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亿万农民的要求，在解放区广泛深入地开展土地改革。“灭敌原因分地遍，兴师只为解民愁”，解决了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无疑成为巩固工农联盟，借以支持长期战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翻身农民为支援解放战争，积极储运粮食，缝制军鞋，搬运弹药，救护伤员，随军执行繁重的战勤任务，并踊跃参加人民解放军。仅三大战役中，人民群众即出动民工累计880余万人次、支前大小车辆141万辆、担架36万余副，提供牲畜260余万头，支援粮食8.5亿斤。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二、执政对党群关系的双重影响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党从频繁的战争时期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由一个被压迫、被围剿、被屠杀的不合法的在野党，变为担负着全国领导责任和执掌着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如同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党的执政地位对党群关系也产生了双重影响，即一方面使党获得了更多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

　　1、执政使党获得了更多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条件

　　党在全国执政以前，即在各个根据地和解放区努力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然而，因为那时党还未拥有全国政权，在将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付诸行动时，还不得不受到很大限制。党在全国执政地位的确立，使党获得了更多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条件。

　　第一，党得以运用人民所赋予的从中央直至各个基层的权力，为实现人民利益服务。党虽然不是国家政权本身，但正如列宁所说，执政党是加入之后就能掌权的党，大量党员在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掌握着或大或小的权力。“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1945年的任务》)“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邓小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党的领导的含义不仅包含着权力、责任，更重要的还包含着服务。在权力、责任、服务三要素中，服务是第一位的，权力是实现领导的手段，责任是制约领导的调节因素，二者都以服务为根本宗旨。党执政后，得以运用所掌握的权力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服务。

　　第二，党得以通过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实现对全国人民的领导。随着党在全国执政地位的确立，将原来对被分割的各个解放区的领导扩大到已经解放的全部中国大陆，使党得以克服处于被分割状态时形成的某些山头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紧密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制定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尊重群众意志，倾听群众呼声，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补充、方针和完善。

　　第三，党得以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有效地实行正确的领导。随着革命的胜利，党在全国人民中开始公开活动并享有崇高威信，群众中的大批优秀分子要求加入当地组织。党为了扩大和加强与劳动人民的联系，扩大和加强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把在一切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地方发展党的组织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到1951年3月，党已经拥有580万党员，在全国建立了25万个基层支部。党不仅在上层，在各方面领导着国家的各项事业，而且在下层，在工矿企业、农村、机关、学校和部队的连队中，都密切联系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领导他们不断取得胜利。

　　第四，党非常注重发挥广大党员在群众中的先锋模范和表率作用。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集中了全民族最优秀、最有觉悟、最勇敢坚定的分子。广大党员牢记党的教导，在执政后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创造了层出不穷的光辉业绩，党的队伍的主流始终是纯洁和坚强有力的。在劳动和工作岗位上，在保卫祖国安全和抢险救灾的战斗里，在同各种犯罪活动的斗争中，到处都有共产党员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谱写出壮丽动人的凯歌，他们的崇高党性、献身精神和优良作风，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

　　如上所述，正因为党在执政后获得了更多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的现实条件，使党能够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尽心竭力、卓有成效地为全国人民服务，从而使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战争年代与广大人民群众形成的血肉联系，坚定了广大人民群众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总的说来，党执政的历史就是党通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而获得人民信任、拥护和支持的历史。共产党执政对党群关系的积极影响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2、执政使党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

　　列宁认为，对于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来说，最大最严重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毛泽东在民主革命胜利前夕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而这些都是脱离群众的。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根据党执政七年的经验尖锐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党在执政后为什么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举其要者，不外以下几点。

　　第一，组织方面的原因。共产党执政后，很多人愿意加入党，而其中一些人产生了一种误解，以为入党可以不必准备艰苦、奉献乃至牺牲，反而可以得到权位、利益和享受。这样，在大批积极分子要求入党的同时，一些具有落后思想、投机思想甚至个人野心的分子，也纷纷要求入党。其中一些人由于党的组织控制不严而混入党内。这种状况正如斯大林所指出：“我们是执政的党，那些不可靠的、同无产阶级思想背道而驰的、企图升官发财的分子往往整批整批地钻进我们党来，或者竭力设法钻进来，进而把腐化和守旧思想带进党来。共产党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设法保护党，不让这些分子钻进党里来。必须永远记住，政党的力量和作用，特别是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与其说是取决于党员的数量，不如说是取决于党员的质量，取决于他们的坚定和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忠诚。”

　　第二，思想方面的原因。民主革命胜利后，一部分党员产生“功成业就，应该享受”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夺取政权意味着革命已经全部完成，没有必要继续艰苦奋斗，剩下的就该享受了。他们不懂得，夺取政权如同万里长征仅仅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于是，他们的革命意志衰退，革命热情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闹名誉、闹地位、比薪水高低、比权位大小，居功自傲、争名夺利等东西多起来了，与群众就离得远了。

　　第三，环境方面的原因。党执政以后，国内外各种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会从四面八方侵袭过来，党员还要与其他阶级合作，与留用人员共事，与外国人谈生意、打交道，党内那些尚未确立坚定的政治方向、革命意志衰退的人，由于缺乏必要的免疫力，很容易受到腐朽思想的侵袭，成为剥削阶级的精神俘虏，丧失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第四，制度方面的原因。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我们的党政机关以及各种企事业机构，由于长期缺乏严格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乏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规定，以至多数人难以独立负责地处理他们应当处理的问题，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加上干部缺乏正常的录用、奖惩、退职、退休和淘汰办法，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造成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也是产生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一大病根。

　　应当说，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工作领域，党执政对党群关系双重影响的程度，是不尽相同的，但毕竟都是存在的。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执政对党群关系的积极影响，最大限度地降低乃至消除执政对党群关系的消极影响，是加强执政党建设长期、艰巨而又必须完成的任务。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完成这一任务的重大战略部署。

　　三、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必要性

　　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党在新形势下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妥善应对考验、化解风险，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顺应群众期盼、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举措。开展这项活动，意义重大，十分必要。

　　1、从要解决的问题来看

　　改革开放以来，党先后开展了多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包括：1983年至1987年的整党活动，1996年至2000年的“三讲”教育活动，2005年至2006年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8年至2010年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2010年至2012年的“创先争优”活动。这些教育活动，从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问题抓起，立说立行，边整边改，注重实效，取信于民，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得到改善，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得到提高。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尽管党开展了多次集中教育活动，并取得明显成效，但一些党员干部缺乏群众观点、违背群众路线的现象依然大量和比较严重地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是其中的突出表现。这“四风”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损害党群关系，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集中解决这“四风”问题。

　　形式主义是一种追求形式、忽视内容、贪图虚名、不求实效的工作作风。主要表现在有些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漂浮，工作不具体、不扎实、不深入；有的热衷于夸夸其谈，说起来头头是道，实际上百无一用；有的沽名钓誉，好大喜功，习惯于做表面文章，搞什么“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甚至为捞取“政绩”不惜弄虚作假；有的沉湎于“文山会海”，满足于文件批转，习惯于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致有些涉及群众利益的事往往是推诿扯皮，群众跑来跑去，领导批来批去，部门转来转去，会议议来议去，简单问题复杂化，得不到解决，伤害了群众感情，损害了群众利益。

　　官僚主义是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的工作作风。列宁曾指出：“可恶的官僚主义积习使我们陷入滥发文件、讨论法令、乱下指示的境地，生动活泼的工作就淹没在这浩如烟海的公文中了。”(列宁：《关于改革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小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问题》，1922年1—2月，《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7页。)他更尖锐地指出：“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列宁：《致格.雅.索柯里尼柯夫》，1922年2月22日，《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页。)江泽民也曾指出：“官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封建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意识。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什么都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前，有些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宗旨观念淡薄，高高在上，看不起群众，不愿意接近群众、了解群众、关心群众，甚至把群众视作“无知群氓”，不深入基层了解实情，不深入群众倾听呼声；官气十足，唯我独尊，作风粗暴，方法简单，习惯于发号施令，听不得不同声音，甚至滥用职权，压制民主，专横跋扈。

　　享乐主义是一种大肆挥霍浪费金钱和财富，以追求个人享受为人生唯一目的和乐趣的不良作风，其实质是把人的生理本能需要看成是人生的最高追求，认为人活着就是要追求个人的物质生活享受。当前，享乐主义在党内一些领导干部身上的主要表现是利用职权公款吃喝玩乐、嫖赌、讲排场、摆阔气，任意挥霍浪费人民的财富。例如，有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公款吃喝，名目繁多，讲究排场，追求刺激，酒要高档，菜要特色，一桌动辄成千上万元；有的领导干部公款旅游，借参观、考察、学习、交流等名义，游名山、逛胜地，抛洒大把金钱；有的领导干部用公款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泡舞厅、蒸桑拿、做按摩，用公款购买俱乐部金卡等，满足感官实实在在的享受；有的领导干部或为寻求刺激，或为梦想一夜暴富，不惜违法挪用或贪污公款参与赌博等，危害极大，影响极坏。

　　奢靡之风是一种花费大量钱财和社会资源，追求过分享受的不良作风。奢靡同正常消费和享受的区别在于，一是大大超越普通社会成员的消费和生活水平；二是无度地挥霍社会财物而不能物尽其用。通观历史上的奢靡现象，有两个特点：一是奢靡之人大多有权有势，或大权在握，或富可敌国，或两者兼有，“既贵且富”。二是盛世更容易出现奢靡之风。当前，一些领导干部把追求个人物质生活的奢靡作为人生目标，讲排场、比阔气，过于注重个人安逸和物质享受，出则高档轿车，住则高级宾馆，吃则高档饭店；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公务接待中盲目追求上档次、上规模、上水平，公款招待吃喝玩乐，费用惊人；一些地方和单位大兴土木、豪华装修，大建楼堂馆所；有的领导干部为追求奢靡生活，甚至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乱罚款、乱摊派、乱收费，吃拿卡要，贪污受贿，徇私枉法，以至腐化堕落，沉溺于灯红酒绿而不能自拔。

　　“四风”不正，本质上是党性不纯。党性作为党的固有本质，是党风的内在根据，党风则是党性的自然反映和外在表现。所谓党性的内在根据，主要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诚于中者形于外，具有这种思想修养的人，他的作风或党风，即他的思想言论行动表现于外的风格，也就符合党性原则。党性决定党风，党风表现党性。党风问题，归根到底是个党性问题。要端正党风，必须纯洁党性。这也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2、从要达到的目标来看

　　党中央规定，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这也是教育实践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其实，关于为民、务实、清廉的具体要求，胡锦涛早在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明确提出了，他指出：“为民，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当好人民公仆，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务实，就是坚持勤奋工作、埋头苦干，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坚持不懈地带领群众艰苦创业，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清廉，就是要坚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坚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永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切实做到拒腐蚀、永不沾。”(《论群众路线—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第94—95页。)

　　为民、务实、清廉这三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为民”是宗旨和根本，是出发点和归宿，是务实和清廉的基础和前提。“务实”是作风和品格，是“为民”宗旨在作风上的反映，即坚持实事求是，务民生之实。“清廉”是基本要求和党性体现，是“为民”宗旨对党员干部职业操守的要求。教育实践活动紧紧围绕为民务实清廉这三项内容展开和推进，就一定能做到与群众在思想上合拍，感情上共鸣，目标上一致。

　　3、从所采取的举措来看

　　党中央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要贯穿“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这实际上也是这次教育实践活动所采取的举措。“照镜子”，主要是在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学习和对照党章，对照廉政准则，对照改进作风要求，对照群众期盼，对照先进典型，查找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方面的差距。“正衣冠”，主要是在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敢于触及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端正行为，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保持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洗洗澡”，主要是在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出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原因，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既要解决实际问题，更要解决思想问题。“治治病”，主要是在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对与民争利、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毫无疑问，正确理解、科学把握“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要求和举措，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一定能达到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目的，取得人民群众满意的效果。